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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于漪

                                      

凝视于漪
景  诵
对于于漪这样的语文大师，我们只有采取凝视的姿态才能最终决定我们应该仰视她。也只有这种情形下的仰视，才带有了凝视的厚重。
于漪是新中国奉献给世界的语文大师，足可与旧时代或过渡时代的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他们相颉颃。
或者这么说吧，身在基础教育领域里的于漪老师，将自己提升到了一个学者与大师的水准，而使得像罗竹风、陶本一、章熊、朱绍禹、顾黄初这些身居高等学府里的语文学者也只能感叹地说一声，基础教育领域，其实与高等教育相比，一点不逊色到哪里。藏龙卧虎，小觑不得，须仰视才见。而另一些人，如韩军、程红兵、李镇西、李海林、陈军、高万祥以及于漪老师所在的杨浦高级中学的青年才俊如谭轶斌之辈受惠于于漪有多少，恐怕一时难以说清。于漪老师对当代教师的影响，无论是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都是一言难尽的。即如笔者也曾数次亲聆于先生教诲，所得可谓终生受益。
2001年教师节期间，上海举行了庆祝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于漪从教五十周年的大会，大会盛况空前，足以想见于漪在语文教学领域里的声望与影响。笔者欣逢其盛，第一次领略了于漪老师的风采，内心非常激动。开会之前，我们几个青年教师站在四平影剧院大厅里等候进场，这时于漪老师进来了。她面带微笑地与大厅里所有老师颔首致意，平静地向会场走去。笔者虽然在这之前从未与于漪有过接触，但是，一眼认出了眼前这位老人正是照片里录像里的于老师，于是非常动情地喊了一声：于老师！
于老师迅速回过头来，面带微笑，向我连连点头。
于老师，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称呼，因为在那一声的回应里，我看到了一个伟人的最本真最美丽的瞬间。
于漪是所有中学语文教师的骄傲。
上海一位友人告诉我说，于漪老师的公开课《海燕》在电视里直播时，大上海可以说是万人空巷，纷纷争睹于老师上课时的风采。事后，高教界也在谈论于漪老师与她的《海燕》，我听复旦大学一位历史系教授谈及当年盛况，说一位同事出差回上海，问及上海最近有什么动静，历史教授说，也没有什么动静，看无可看，都在看《海燕》直播，《海燕》还有点看头。
我相信这是真的。只要想到当初文学界是怎样的激动人心，《伤痕》、《班主任》等作品人们是怎样的争相传阅，就可以想象出科学的春天到来时人们如饥似渴的心情与狂喜了。
如果从形而上的意义上讲，似乎也可以说明一个基本的事实，教育界的一切大的动作，都是从基础教育领域出发的，而从基础教育领域出发，又往往是语文作为领军。而语文阵容里，于漪显然又是走在前列的。
时代造就了于漪，于漪引领着一个语文时代。
大上海不落人后，从《冲出暴风雨》（文章收于邹贤敏主编《于漪：追求综合效应》[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1977年10月19日上海电视台第一次向全市直播于漪公开课《海燕》，直播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直播覆盖华东六省一市。于漪后来写下了这一篇回忆性文章）中我们至少可以捕捉到一个信息：就在于漪老师公开课电视直播的当天，央视也在直播语文公开课。但央视那一天的名流终于没有能占上风，上海的海派文化再一次独占鳌头。
于是我们再一次联想到，于漪之所以会成为于漪，是离不开上海这样的海派文化背景的。
笔者曾试图走近于漪，并认真地开始搜集所有与于漪相关的材料，且打算整理她的年谱，写出她的教育评传，探究她成功的文化背景及以她为中心而形成的博大的语文景观，从而发现于漪老师的做人的根本、教育的理念、执着的信念及高尚的人格对她成功的作用。她的人格高度与学术高度，恐怕没有哪一个普通教师可以面对。而她的人格高度与学术高度是高度融合在一起，难分彼此的。她从来就不是离开"人"去讲"文"的教学的。于漪对此很在感触地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失去了教师工作的制高点，也就失去了教学的真正价值。"（《于漪语文教育论集》）
于漪老师曾对我说过，她是从讲台上成长起来的语文教师。她之所以在"文革"一结束便能冲出暴风雨，是与她在"文革"之前的教学成功分不开的。在这一点上，于漪及她的家人都有着这样的感触。现如今并不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于漪之子黄肃，谈及他的母亲的成功都非常自豪，他认为，其实论成功，他的母亲在"文革"之前就算非常成功了，她的课上得非常好，至少，上海的几个区是拿不出像母亲这样的优秀教师的。
于漪老师的极富激情的讲课，奠定了她作为情感派宗师的位置。但更加可贵的是于漪在她的中年时代，欣逢盛世，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将自己的语文教学提升到了理论的层面，立足于人学的平台，从学理的层面上进行探究语文教学的真谛。我们从于漪上个世纪80年代所发表的文章可以发现，她对语文学科性质的理论阐释经历了三次大的进展。1981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教学探索》一书，第一次对于漪70年代末以来的语文教学实践与思想进行了综合评述，进一步确认了语言/语文是工具、语文学科具有工具性的观点，同时强调不能把语文课简单地归结为工具课，而应该注意这门课程的思想性。80年代初期，于漪老师又进一步强调，语言/语文不仅是交际工具，而是认知、思维的工具。在全面思考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后，于漪提出语文教学应以语言和思维训练为核心，同时继续强调语文学科的思想性。80年代中后期，于漪老师则开始思考语言/语文的文化内涵，阐释语文教育中综合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思想素质、道德情操和文化素养的关系。
90年代，于漪以《弘扬人文  改革弊端》和《语文教学要讲求综合效应》等论文为标志，实现了她又一次的重要的学术跨越，她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捧出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将语言/语文、语文学科性质的讨论向纵深方向推进。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育学院和英国牛津大学教育学院进行的有关研究，对外国母语教育的课程标准和教材教法的研究，促使她写出了一系列文章，以投石问路的心态，引发讨论，解决了一系列悬而不决的问题：语言的工具意义、文化载体意义、语文教育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语文学科的多重属性与多重功能以及它们的多层次多角度性......我曾用过一个立交桥的比喻，来描述于漪老师丰富而美丽的语文世界：是于漪老师将语文带入了一个多层次多变化多角度的立交桥地带，于漪老师启发我们引领我们走到了中国语文教育史的立交桥上，培养我们用一种立交桥式的视界看取美丽而多姿的中国语文。凡此，我们不能不认为，于漪的贡献是当代语文教师中无人可以企及的。

面对这样的导师，这样的语文教育的集大成者，我们只能产生一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崇敬之情。于漪老师，诚如苏步青教授所题赠的"硕学为师，洁身作范"，是一代语文大师，是一个具有世界级影响的语文人物。

对这样的人物我总是怀着其崇敬的心情的。记得在于漪老师从教五十周年的会议上，我看到了方仁工、张定远、欧阳黛娜、钱梦龙、黄玉峰、程红兵、高万祥等老师，我知道他们并不一定认识我，但我从文章与媒体上认识了他们，我一一向他们致意，表示一个后学者的敬仰之情。在我们中国语文界，这些人物还是很少的。他们同样是中国教育的财富。
实在，于漪老师是新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个语文大师，是一个引领了一个语文时代的人物，感染了一大批教师甚至一大批教育家。
但这样的人物，有时候，给人的不仅仅是敬仰，有时也会有一种重压：因着丰富的文化背景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高原与高峰，后一代人要有着怎样的努力与拼搏，才能超越？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历史有时是无情的。带有某种完美色彩的语文教师于漪，在现如今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不可避免地会遇上几个严峻的问题。
第一个可能的问题就是文与道的问题。
无论是从"文道结合"的角度，还是从"文以载道"的角度，我们发现，更多的时候，于漪老师是以道为先的。有时甚至牺牲文，以文祭道。她有时无法以文本的张力来寻求对文的教学与阐释，转而以道来释文。某些时候，她不像一个语文教师，反倒有点像一个政治教师。对意识形态的因袭过重，可能是于漪的悲剧。这种悲剧原因所在就是牺牲了个性，而让个性服从于一种大一统的政治或宏大话语。我们看过很多于漪的教案与课例，都有这样的感觉，她对课堂的驾驭与把握更多的是从共性上去探求的。她的所有的激情与语文的诗意，都是建筑在"道"之上的。文本的自觉意识并没有在于漪老师的精神世界里形成，思想先行，可能是于漪甚至是那一代所有语文教师的文本认识论。道统先于语文的意识，这是于漪的缺陷，也是一代语文教师的悲哀。于漪有时候过于意识形态化，像上一个时代的政治遗民一样的甩不掉身上的那件意识形态的外衣，任何公众场合的言谈，她都会非常自觉地谈起非常政治化的东西，真的不知道是她的心头有着意识形态的重压还是有着某种意识形态的快意，这样的学术走向，竟然在很长时间里引导着语文教学的主流状态，让语文教学因袭了过重的意识形态的重负。所以，在面对于漪时，我们觉得将语文彻底地还给语文，可能是最重要最务实的事。这种话说起来是可能过于沉重了些，但我觉得我们必须有着这份清醒。目前为止，语文界的一些名流，在引导语文时，可能仍然有着某种令人遗憾的偏向，就像魏书生的做气功，竟然一段时间里也作为语文教学的一种方法，实在有点令人失望。
还有，当我现在面对更多的一茬茬的如雨后春笋的语文名师，以及更多的语文新生代以自己的话语方式表达着自己的语文观时，我忽然对于漪老师的价值产生了一种叩问的欲望：于漪的价值是不是仅仅只存在于经历过了文革的那一代语文教师身上？也就是说，于漪的穿透力究竟有多大呢？伟人之所以是伟人，那是因为他们经得住时间的推敲，有着非同凡响的穿越时空的的力道。我这样说，可能是想表达这样的意思：于漪只产生于那一个特定的时代，而现在这种文化普泛的时代，在话语权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与转移之后，于漪这样的名师便无法产生了。当然，另一个角度上讲，可能也不需要再产生了，因为于漪们是无法以他们的精神来引导这一代人的成长的。虽然，这一代人最少意识形态的重压，最少心灵的扭曲，但于漪们的对意识形态的畏惧可能是共性的。一些宏大词语之后的东西，可能掩藏着的正是一种恐惧与精神的颤栗。
当然，回到微观的语文世界，于漪对继起的语文名师们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我们从她的文本与教案里，可能一下子难以找到相关的东西。我们看到的是她对文本意义的执着追问，看到的是她对文本中细节的探寻。这些恰恰都是应试的肥料与养份。因而，后面的所谓语文大师们，很多便都是以语文应试与语文问题自肥，他们无法得于漪之神，于是便制造着一种一面世便很有可能已经了无生命感的文字垃圾。他们巧妙地抓住了这样的两个世界，在这样的两个世界里来去自如，游刃有余。这样的虚假的教育繁荣景观，实在让人为之感伤。他们牺牲了语文的人文化，使自己成了语文之路上继于漪之后更加没有价值的殉道者。他们近乎文化侏儒的人生悲剧，未尝不是因为于漪那一代人的精神笼罩过大而形成的一种怪圈。这样来看，于漪的价值何在？她为什么没能引导这些大师也同样臻于她所抵达的境界？
还有，那一代人，他们在同一种意识形态的重负之下，如何处理着你、我、他之间的关系？文革期间的那些人与人的关系在他们的学术关系上还存在不存在着烙印？这并不是我的危言耸听，那一代人身上的兼容性可能是继蔡元培之后的各代知识分子中最少有的。一个时代的烙印，深深地为他们贴上了那个时代的标签，深入到血液与骨髓里而无法改变了。譬如，于漪与钱梦龙、魏书生之间存在着真正的门户之见。五十周年纪念会上，我看到钱梦龙悄无声息地坐在会场的最后一排，我们散会时才见到钱先生也到会了，沪上这两大巨擘之不能相容，也不得不让人徒生感慨，神圣如于漪者，有时也无法免俗。而魏书生，这位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进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语文教改先锋，同样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到会。只有欧阳黛娜，老姐妹一般地默默地坐在会场上课堂里，听着于漪老师可能已经讲过多次的激情演讲，看着于漪老师的弟子谭轶斌在一招一式地上着研究性课程。（注，那一天，笔者听完了谭轶斌执教的课，私下觉得这不是一节什么好课。谭的课课堂结构松散，完全牺牲了课文的文本内在的精神，游离在文本之外。我不知道这样的课好在哪里。）我的心头，一下子掠过很多感伤，几欲泪下。
想一想吧，如果这几个人真正地联手，共谋语文的繁荣，那么语文天下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于漪老师无疑引领了一个时代。
但于漪留下了很多遗憾。
让我们先来引用于漪老师的"遗憾说"表述几种遗憾吧！
于漪老师经常讲的一句话是：我上了一辈子课，教了一辈子语文，但是上了一辈子深感遗憾的课。
这固然是一种永不满足的精神，张志公曾感叹地说过，于漪教书简直教得着魔了！这样心态下的于漪老师，我从不怀疑她的"遗憾说"的真诚。只是，我觉得，这样一来，其他语文教师的课又该如何评价。于漪是不是动摇了一种语文教学的评估标准？或者说，于漪的"遗憾说"，颠覆了所有的语文评估系统而无法再让新的评估标准建立？
这对其他语文教师的心理重压又有多大？
还是从这一点开始，我想问一句：从语文教学的艺术出发，真正的遗憾不应该是对教学艺术本身的叩问，而应该是对一种教育文化的叩问。于漪直到晚年才明明白白地意识到，语文教师首先要建立自己的文化坐标，语文教学必须站在一种文化的平台上。（参见《年青的语文教师，要发展，要创新！》《语文学习》2001年第9期）
因而我对"遗憾说"充满了遗憾。因为，我们看见了于漪缺少的是一种文本的自信，缺少的是对文化的自信。直言之，于漪的语文教学没能从文化的高度构建起来。有时候，我真地感到害怕，我害怕我心中这样的教育的圣徒形象会在新世纪的浮躁之气与泡沫中风化。因为，大家毕竟都看到了，于漪是有压力的，文化的压力与意识形态的压力都很重。当她准备面对这一些压力也应该能够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她的时代却又极有可能提前结束。继起的教育新锐们，在没有任何压力的高科技背景下，轻而易举地绕开了于漪。于漪可能是越不过的大山，但后人们绕过了这座大山。这可能又是于漪的一大遗憾吧！因为于漪的身后，真正跟从着的人，是没有多少的。这是不是一种注定寂寞的名山事业的现象，我不敢说，但少人问津的于漪现象是不应该提早到来的。
但我知道，快如风思如泉涌的于漪，未必愿意面对这些。是的。她不愿面对。因为在心态上，她确实没有能做好充分的文化准备。
于漪说到底未能创造一个语文时代，连撼动一个语文时代都没有能做到。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于漪没有能使语文高考制度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于漪为什么没能让语文走出真正的低谷状态。
我于是就想到，一个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却没能用巨人的这种影响力推动新的时代。而于氏的弟子们，更多的改换了门庭，或注重于灰色的理论，或孜孜于应试的窠臼，更多的靠语文的手段以自肥，与时俱进的用自己的智慧换来了经济的效益。鲜有以一种内心的定力来面对语文的。而于漪老人则仍然居于上海黄兴路黄兴公寓里的一套蜗居里，更没有想到要以于氏理论与学识建立于氏工作室或什么公司来让亲子得益。那种本质上的高尚是否真正影响了她的弟子？我表示怀疑。
还有。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是历史的规律，但我们看到的是，此后的青年语文教师，并没有能挣脱于漪时期就形成的语文的桎梏，反而变本加厉地苦苦挣扎于应试的泥潭里。于漪的几个私淑弟子当然无法摆脱，即便是像高万祥这样的远房子侄，也一样的消解了语文的诗意与人文性，转而以一个高考战士甚至斗士的形象出现或要求自己的员工。我不禁想问一句，再后面的一代，如果沉睡在高考的题海之林里，还有多少人能成为大师，语文还能不能长高？
于漪有这份力量引领语文教师们走向文化与文学的光明地带，引导学生走进灿烂的语文的家园，可是于漪没有去做。于漪放弃了。我因此就不能认为于漪们对语文有着特别杰出的贡献。
于漪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将语文高考从应试的阴影里拉出来，她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或者说，从语文教改以来，便一直在直陈考试的弊端，但是，她未能找到一条有效的手段。高考同样也是压在她头上的一座大山。而我们知道，高考有时候是残酷的，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教师，一些学养功底很一般的教师，可能所教学生的高考成绩也不会差到哪里。而如魏书生及目前崛起的民间语文教改名家王泽钊，最后也未能尽脱以高考成绩作为衡量自己成功与否的标准。只不过像魏书生，是以初中生参加高考来证明自己，而王泽钊是以自己的教材来证明自己而已。于漪未能改变这样的弊端。于漪的责任力无法完美地无怨无悔地体现出她的责任心。当然，另一层遗憾则在于，高考制度以及一些把持着高考的所谓专家学者们，有负于我们的时代陶铸出的像于漪这样的教育英雄。
我们这样的时代，实际上产生了巨人却无法从纯粹的意义上去热爱一个巨人，更无从真正地承传巨人的精神，继续巨人的伟业，从而去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当然，另一个有着无尽的悲剧意蕴的命题是：在一个转型社会，一个建设了虚假的道德偶像时代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道德偶像的轰然坍塌。这样的情形下，任何人可能都无法再在人们的心中建立起巨人的形象。而大师们本身也再无能力长高了。于漪身处这样的时代，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哀及她个人的悲哀。
由于漪我还想到了另一个话题：我们时代的大师。
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师太多了，特别是语文大师，改革开放以来，像雨后春笋一般，冷不丁地就会冒出一个语文名师。可是，在我的感觉里，大师总得要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淘洗才能磨炼出智慧与哲思的光芒，才能引领一个时代。年纪太轻是扛不动教育的，年纪太轻，则更扛不动语文。语文界里大师级的人物，至少在语言修养、文学修养、理论修养（这里的理论修养要求更高一点，包含文学理论、语言学理论、社会学理论、教育学理论等）等方面都要臻至很高的境界才可谓之大师。或者说白了，这样的大师集天地钟灵、人文毓秀于一身，百年之中，大浪淘沙，也就数人而已。而精英辈出，则肯定是一种假象。现在的特级教师评选，动辄年均百有余人，我不知道现在的特级教师还有几人堪称大师。一些语文教师年纪轻轻就跻身入特级之列，靠着应试所得来的一点荣耀，在那里自诩自己为大师。我不知道是语文的悲哀还是语文教师本身的悲哀。
如果还有另一层遗憾的话，那就是我个人觉得语文界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于漪、钱梦龙、魏书生这些人都竟然不是中文科班出身，但却成了这一行业里的大腕人物，实在值得人们替那些正牌的中文出身的人遗憾。

【作者: 姜广平作文教学】【访问统计:】【2004年12月28日 星期二 22:45】【 加入博采】【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