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的前前后后与点点滴滴
姜广平
《教师之友》2004年第1期发起了对"那一代"的讨论后，继而在第3期与第8期再度就有关话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觉得，很多人，包括策划这一专题的编辑，都已经失去了应有的理智与文化良知。
在《教师之友》第11期上，我与朱永新老师关于"那一代"的对话《关于"那一代"的立场与态度》刊出。这是在这次大讨论中，我作为三篇文章中的作者之一第一次站出来讲话。我无法再沉默下去。我也想借此表明我的学术立场和我的学术原则。
直接的原因是我的文章被动了手术，一个明证是：我至今不知白尘是谁，我也没有与他合作的过程。
但是，与第一期《于漪：一个曾经的偶像》一样，这次我与朱永新先生的对话，编辑发稿时，我的对话部分再度被《教师之友》的编辑动了手术。这就难以窥见我的全部心曲了。因而，我借此刊公开我的全部文稿，也想借此说尽前前后后与点点滴滴。如果还有什么想法的话，我想借此陈述我的一些情怀——借用鲁迅的一句话：我已经出离愤怒了！
我很想责问《教师之友》：为什么总是对我的文章进行"处理"？
虽然，我与这本刊物曾经合作得非常默契过。
事实上，任何一个清醒的人都明白，于漪老师作为一代宗师，有其过人之处；她对语文事业的虔诚也足以让当代所有从事语文事业的人感动。作为她的一个忠实读者，同时，作为一个与于漪先生有过交往的晚辈，且曾经一度想以手中的文学之笔展示于漪生平的作家，我不可能以某种偏激的表达方式来评说于漪先生的。于漪先生固非完人，但她的缺失不会减损她的伟大与高尚。也因此，在接到《教师之友》的约稿之后，我才有了写作《凝视于漪》的冲动与情怀。然而，我不得不说的是，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仍然是在编辑的意图驱使之下，或者说，有意无意中，受到了编辑意图的左右或影响。
我曾经反复表述过我有缺失：我未能在接到编辑部的定稿之后坚持自己的原则，而轻易地从朋友之交的角度答应了编辑先生的最终定稿。关于这一点，我在《答〈教师之友〉编辑部主任刘琴问》及与朱永新先生的对话里反复表明过我的遗憾，对自己进行不留情面的自我批评。
但没想到的是，这次在第11期的《教师之友》中，我的对话部分仍然再遭"编辑"。我于是只能通过其他媒体表明我的立场。
如今，《教师之友》已寿终正寝无疾而终。我对此除表示遗憾外，也无其他可说。然而，对"编辑"一词，则颇想有所说法。
富有创意地策划专题，使刊物成为引人注目的优秀媒体，当然是编辑之责任。但是，为了实现某一个具体的编辑人员的意图而对作者的文章大量删改，斩头去尾不说，且断章取义，我则认为这是对作者的极不尊重。我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于漪：一个曾经的偶像》已经不是我的文章。事实上，捏合进白尘的文章之后，那篇东西，也确实不能再算成是我的东西。那只是一个编辑的一次精心的谋略。我甚至在想，他对于漪先生也肯定不会有什么刻骨仇恨，但是，他非常聪明地知道一点，只有对"那一代"施以炮火，才会让刊物引人注目，才会借此而扬名。
但是，这种情形之下，编辑其实可以另选他人与他文，或者自己亲自操刀。对一个成熟的作者如此作法，是一次有意的歪曲，一种篡改。甚至可以说是一次践踏。
话题再回到"那一代"。
在与某编辑的交流过程中，我发现这位编辑的意图：既然搞这个专题，那就得采取偏激的立场。不偏激不足以达到效果。文章也就不能成立。
这是我所不能赞同的。但这种情形之下，一个作者的文运也就可想而知。
学术应该自由，观点也可以相左。但是，如果一本杂志，在追求某种风格的同时，只遴选那些符合编辑自己的思想或某种看法的文章，这本杂志便无须存在了。
当然，我知道，《教师之友》的消逝，绝非只有这一层原因。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也不便妄言。
我还有一点其他的话。
"那一代"的讨论，未始不能成立。这是一种批评。如果有反批评，也属正常。然而，现在看来，无论是批评还是反批评，都必须秉持科学与公正的原则。偏激与偏执绝非批评或反批评的姿态。辩证的批评也绝不应该遭到摒弃，辩证与首鼠两端不可同日而语，辩证也绝非中庸之道，更非两面讨好的骑墙主义。
某位编辑认为《凝视于漪》非辩证乃首鼠两端、中庸之道、骑墙主义。
我头上有一顶批评家的帽子。但对《凝视于漪》我不发表议论。不能我既踢球又吹哨。但是，在《教师之友》那里，我始终在打客场。所以，我移师于此，大家都来打一次客场吧！
当然，这次踢球是在《教师之友》消逝之后，为免读者有其他想法，我最后声明一句：我绝非是在打已经倒地的对手。对其停刊，我不发一言。我的这次踢球，与此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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